2003年6月19日，由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协办在同济大学举行了“伊拉克战争后的东亚局势”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有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上海市台办、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在沪主要媒体等50多位专家学者。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蔡建国教授首先致开幕词。与会者就“伊拉克战争后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伊拉克战争后的台海两岸关系”、“伊拉克战争后的朝鲜半岛局势”等当前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上海市台研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研究员、副所长杨洁勉研究员、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心伯教授、上海社科院潘光研究员等著名专家做了精彩的演讲。兹纪要如下。

　　伊拉克战争后东亚局势的基本判断

　　俞新天研究员指出，研究东亚形势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战略。这是对局势做出基本判断的前提。美国的战略具有全局性的特点，其总体战略经历一个过程。该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老布什时期。当时国际格局经历着剧烈的变动，美国如何看待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成为其首要考虑。为此，美国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想法。当然这一想法是从美国占主导的角度来考虑。第二阶段是克林顿时期。该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布什时期相比具有延续性，其主要的目标是充当世界的领导角色。具体表现更具灵活性，既要保证美国主导世界，又要在关键问题上同其他国家合作。第三阶段是小布什时期。克林顿后期的外交政策受到国内保守主义批评，他们认为克林顿政府没有充分利用美国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他们主张美国应该成为帝国，必须维持既有的优势，尽量延长单极世界体系。美国当时认为其战略机遇期为15－20年左右。但“9·11”事件使美国对自身威胁有了新的判断。客观而言，该事件对美国的安全战略及总体战略的调整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战略的调整有三点是对我国有利的：一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强本土安全和本土防御，加强对非传统威胁的防范。二是将美国将反恐和反扩散作为美国安全防范的对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三是美国认为所谓“失败国家”是美国的威胁产生的温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其重心在于对付这些国家。但同时也有三点需要我们警惕：首先，美国已经强大到足以实行“单边主义”；其次，“先发制人”的军事安全战略对现存国际秩序是危险的；最后，美国的“先发制人”取得胜利后，紧接着是输出民主，进行政权更迭。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力量的多极化和多元化的趋势是我们必须强调的，这一趋势对当今世界非常重要。美国现在重新审视对待“老欧洲”政策，以适应其未来可能面临的新任务。

　　许多学者认为，美国的总体战略是有层次性的。其中中东为主线。目前美国提出建立中东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并在战后推出中东“路线图”计划，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当前的战略重心。美国在中东的诸多举措已在伊斯兰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伊朗、沙特和叙利亚等国对美国的真实意图存有戒心。其总体战略的第二层考虑是欧洲问题。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将是美国战略转换的关键时期。究竟对欧洲采取怎样的政策？既然美欧分裂是不可能的，那么美国又如何面对欧洲的崛起呢？第三，拉美事务提上日程。美国拟建立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未来时期美国将加大对拉美的压力。拉美国家事实上也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既想得到美国的贸易优惠，另一方面又对美国的经济整合战略心存疑虑。美国会尽快加强对西半球的融合以适应其全球战略的需要。

　　美国东亚战略。自冷战以后美国战略重心开始向亚太倾斜。1990年代至今都处于这样的倾斜过程中。但东亚并非是美国战略的第一考虑。美国对该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合作给予充分肯定，并看好这一地区及全球发展的动力。在安全问题上，东亚虽然没有处于第一位，但至少可以说是相当重要，其中主要是朝鲜半岛问题。总体来看，美国认为东亚的热点整体在下降。俞新天研究员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东亚的作用具有两重特点。一个是震慑作用，另一个是破坏作用。原来我们一直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倾斜的负面影响较大，现在看来必须客观认识。一方面，美国重视同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这样做符合美国利益。美国的战略倾斜不仅有军事方面的，而且也有经济方面的。不可否认，美国的战略调整以及对盟国的重新定位将对我国外交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近期，美国加强了与印度、日本、韩国以及和东南亚国家如菲、马、新等国的军事合作，特别是开始认真考虑同韩国的关系，认为“韩国已经成熟了”，可以适当调整在东北亚的驻军。除此之外，美国还对中国和日本施加压力，认为日本应在地区和世界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现在也面临挑战。一方面，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一定的安全和经济合作的责任，对现有的合作机制和框架应进行调整。在目前以美国为主导的框架内，中国应思考怎样冷静处理权利和义务问题。另一方面，思考如何处理同欧洲的关系乃至整个东亚和欧洲的关系。东亚在欧美之间保持东亚的三足的地位是有利的，但这需要做出努力，而且还要注意艺术性。当前，如何利用朝鲜问题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如何看待《美日安保条约》维护地区安全的功能？怎样看待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问题，进而接受其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现实？如何看待日本的修宪和安全问题？这些都是必须从时代发展角度来思考的一连串问题。可以说，日本决不会走军国主义道路，美日同盟有其合理的一面，我们是否可以进行对话，是否可以参与合作，当然这些需要考虑适当的方式。总之，中国的东亚战略面临新的转折时期，中国的地区战略从理念到政策必须做出很大的调整。

　　伊拉克战争后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

　　对当前中美关系，学者们的判断基本上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可以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两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因为中国的目前战略是国内事务优先；美国大选在即，中东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因素决定了两国都希望避免冲突，并在一些地区问题上保持合作。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是脆弱的、不稳定的，两国信任度很低。中国对美国的独霸和单边主义不满，对美国对台政策也心存疑虑，美国正在重新建立对华政策。而且，从近期来看，美国存在着对现存秩序改造的愿望。法德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对美的对抗没有成功，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改造已取得全面成功。对此，吴心伯教授认为，对中美关系的判断需考虑两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较力。既要看到两国关系相对平稳的现状，又要清醒地意识到其中掩盖的潜在对抗。他认为，伊拉克战争后中美关系基本没有引起明显波动，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波澜不惊。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一个亮点。北京三边会谈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尽管以后会考虑日韩的参加，但中国在该问题上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的政策虽然渐趋清晰化，但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美国不可能真正反台独。尽管目前中美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并呈现出对等、联系和透明度等三大特点，但仍有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台湾问题，二是美印“准同盟”关系的建立。美国对亚太兵力的重新部署，其主要意图是能够灵活的对台海局势做出反映。另外，亚太两个小三边的存在，即东北亚的美日韩和东南亚的美菲澳，也势必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影响。

　　潘光研究员指出，美国战略重点转向朝鲜半岛，最终的指向将是台湾问题。美国“弧形”战略的成形，相对来说对东亚是有利的。从当前来看，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远不及伊斯兰对美国的挑战。当前，中东、中亚和南亚是美国的重点。 “路线图”计划先天不足，而且还有伊朗和叙利亚问题的掣肘，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形成牵制。对中国来说，处于一个很好的机遇期。中国有可能成为新的亚洲体制的重要成员。目前，中韩的合作在加强；印度总理的即将访华，将推动两国建立伙伴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中国同东盟的合作尤其是中泰的互免关税都提升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中日也在加强全方位的合作。中国应成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一个成员，可以与美国的盟国进行双边的安全合作。事实上，中国已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参与，如在中亚、南亚、中东问题上的努力，向刚果（金）派遣维和部队，以及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等。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的多边安全合作是有利的。同济大学的仇华飞教授则强调要客观认识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两方面因素。他认为，中国应采取积极灵活的外交政策，同周边国家密切合作，同主张多极化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要理解中美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理解和追求，并在此基础上保持合作。倪世雄教授也指出，目前中美关系平衡发展，合作成为当前基本特点，可以说是“求同存异”的最佳时期。但要处理好几对关系：即反恐和反霸的关系；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关系；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的关系；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关系；现实合作与潜在冲突的关系等。

　　对中日关系，学者们展开热烈讨论，尤其是在如何看待日本身份地位变化问题上更是见仁见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主任吴寄南研究员认为，对待日本外交要把握三点：一是伊拉克战争后日本对美国的外交依附加强。日本在战争中和战后的行动又说明了其加快政治大国步伐的努力。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也认为日本已从“观众席”走向赛场，近期有事三法案的通过就说明了这一点。二是当前日本在朝鲜问题上面临艰难选择。日本在6月10日扣留了两艘朝鲜货船，并扬言要切断朝侨民的汇款。日朝关系变数较多。第三，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日本希望改善中日关系，日本政府认为中日应加强协商与合作。吴寄南研究员又强调指出，要注意一些关键问题的合作与磋商。他认为，中日经贸交流和民间交往应加强。2002年双边贸易额达1090亿，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能否在此基础上掀起一个新的高潮，而且通过两国在运输、交通方面的合作，从而能在日本财界和政界形成一种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力量，并以此推动东亚的区域合作。上海社科院亚太所副所长王少普研究员则认为，中日关系应放到美国战略变化的背景下看待。由于日本为适应美国的战略需要，加强美日合作，那么中日双方的警惕加强，中国警惕美日同盟，势必增加军费。客观而言，美国同日本在经济上有矛盾，争取中日和东亚的多边合作是有益的。

　　对中美日关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杨洁勉研究员则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伊拉克战争后，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处于十字路口。美国对当前的世界体系正在进行修复和重建，这一任务在东亚更为艰巨。东亚的地缘格局和大国战略正在进行转变和调整。中国推行的“大国伙伴关系”本是对地区双边及同盟关系的一种平衡，但现在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中美日三边关系有积极的一面，应加强相互的协调与合作。当前，中国缺乏总体战略是非常不利的。现实情况是我们更多考虑如何处理同美、日等国的双边关系，对多边关系的处理尚缺乏必要的驾驭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是与我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中国处理同日本的关系应有新的思维。鉴于东亚地区目前的整合力和凝聚力弱，考虑到东亚国家对中国既制衡又利用的客观事实，中国调整同美日两国的关系必须有充足的智慧和实力。

　　伊拉克战争后的台海两岸关系

　　如何看待外部环境下的台湾问题，已成为学者们广泛讨论的问题。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研究员首先指出：在伊拉克战争中，台海问题被高度边缘化。这将带给我们一些重要思考。如未来美国对台湾态度的变化会对两岸关系有多大影响？台湾局势的发展是否会出现政党轮替，还是存在复辟的可能？国亲两党是否存在“政党轮替”的条件？两党轮替是否是我们的期望？台湾政治调整的空间有多大？解决上述问题，中国必须把握“冷静观察、积极思考”的八字方针。上海市台湾研究会秘书长严安林博士则对比了两岸关系的特征变化。他认为，两岸关系原有的“两热两冷”态势受到冲击，现在的态势可概括为政治更冷、官方更僵、经济更平、民间更温。他着重指出，必须客观承认SARS是影响两岸关系的非传统因素，这种因素对两岸的交流和社会心理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必须认识到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走一条危机边缘路线。民进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扁政权占主导的政治力量都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可以判断，下半年两岸政治上将会有些较量，但民间的交往将继续升温。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秘书长杨剑博士从伊战与台湾问题的相关性进行思考。他认为伊拉克战争并没有改变两岸的基本格局。台湾依然是主张一中一台，并借助美国战略的调整对抗大陆，试图建立模糊地带，希望以经贸关系来缓和政治关系。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台湾想借助美国，建立有限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力量。台湾在美台关系上做过努力，但失望很大。当前看来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台湾政府政治空间较小。

　　伊拉克战争后的朝鲜半岛局势

　　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崔志鹰副研究员认为，朝鲜是把核武器作为一张牌，想利用其维护自身安全。朝鲜从伊拉克战争中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必须尽早掌握核武器，二是防止美国和国际组织核查，三是警惕美国的斩首行动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对朝鲜问题也做了三方面准备。一是战略上的思考。原来美国的对朝基本政策是分而治之，控制统一进程。这一政策在伊拉克战争后会进行调整或改变吗？朝鲜统一对美国有利还是分裂有利？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思考。二是军事上的重新部署。美国试图建立对朝鲜的包围圈，但俄中两国会参加吗？对朝鲜封锁可行吗？三是情报的收集。目前一个基本判断是，朝鲜半岛近期不会发生战争，美国暂时会稳住台湾，强化军事同盟，在亚太部署TMD。目前朝鲜的外交空间较小，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压力增大，比如美国监视中朝贸易，使朝鲜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随着难民外逃和高官外逃的增多，朝鲜局势会进一步恶化，中朝关系也会趋于紧张。尽管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6月11日对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说，看到了解决北朝鲜问题的“美好的”前景，有日本和韩国参加的多边会谈将在“不久以后”举行。但据目前形势判断，多边会谈难有结果。但吴心伯教授的判断较为乐观，他认为朝鲜目前采取步步紧逼的“盯人战术”，意在迫美让步。对美国来讲，大选在即，希望年底能达成某种解决方案，以符合双方的心理预期和政治形势。

　　还有学者从危机博弈的角度思考朝鲜核危机问题，不失为一个好的视角。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邱美荣博士指出，朝鲜的核讹诈战略的意图是希望改善自身生存和安全环境，并获取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美国的“危机博弈”其实质是“强制外交战略”。美国认为对朝鲜应该“胡萝卜”加“大棒”。关于核危机的可能走向，她指出，朝鲜的“讹诈战略”尽管有一定可行性，但却是不确定的。危机的解决取决于朝鲜核危机的目标是否明确，是否有灵活的立场。对美国有利的是，其“强制外交”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对其不利的是，美国危机目标是否明确，这种战略是否会扩散到常规武器。对危机管理双方都应加强，其中包括：危机的目标明确，使用手段有限，双方相互合作与限制。事实上，美国目前的态度有所缓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在新加坡会议上发言时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坚决要求必须改变政权。另一方面，日本和韩国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对平壤施加武力压力，以便让它确信核讹诈是没有前途的。 总体来看，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具有紧迫性，不能久拖不决，中美关系中的朝鲜因素胜过台湾因素。中国在该问题上的作用在提高，中国正经历一个外交机遇期，而且外交资源较多，是我国新安全观得以实践的绝好机会。

　　结 语

　　杨洁勉研究员最后指出，这次研讨会从战略全局和对美国的分析入手，动态地分析伊拉克战争后东亚地区的一些重要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伊拉克战争后的东亚局势。总体来看，当前形势相对稳定，但有很多隐患。应看到美国试图重建国际秩序，从维持平衡到追求绝对优势，“单边主义”更加突出。同时，要意识到美国战略作用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既体现在重视亚太经济合作，又体现在争夺亚太主导权上。第二，中美关系。两国关系现在处于比较好的时期。其中有利和不利因素共存。中国必须对一些安全框架和理念早做研究。第三，中日关系。日本不是全球大国。我们对日外交政策应有新的思维，应适当调整我们的价值判断。第四，两大热点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从“9·11”和伊拉克战争后的情势来看，这次战争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对我国有三点启示：一是我国在战后的国际舞台上有很大回旋余地，对朝鲜问题的解决就是个亮点。二是中国的外交也有困惑，选择的空间较小。三是美国加大对朝鲜压力，中朝关系将面临考验。相对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言，朝鲜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在台海问题上，学者们认为，伊拉克战争后没有改变两岸关系实质。目前岛内形势不够明朗，我们要把握好自己对地区国际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处理。